【导读】 雾霾、堵车、水污染、高房价、垃圾围城……我国已进入大城市病集中爆发期，大城市病并非中国独有，国际视野中如何开出一个有效药方？
新华网北京３月７日电 城镇化率达到５２．６％，“特大城市和大城市要合理控制规模”。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城镇化发展的论述，引起两会代表委员的热议。
治理与危机赛跑 最大人口数屡破“上线”
不约而同，几位代表委员都把眼下的中国特大城市比作“重病号”。
“交通拥堵如肠梗阻，空气污染是哮喘，水污染是血液中毒，垃圾围城好比恶性肿瘤，房价居高不下就是高烧不退。”全国人大代表、西南交通大学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副院长罗霞说。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如松的诊断略有不同：“现在不少城市，肾功能在衰竭，污水、粪便处理不了；肺功能弱化，绿地减少供氧少；肠道问题，很多资源吸收不好，消化不了；脉搏问题，交通拥堵，一些生态主动脉被切断。”
“药”其实没有少吃，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譬如北京，自１９９８年起，实施了以首钢搬迁为代表的２００多项大气治污措施，而一个ＰＭ２．５似乎又“一夜回到解放前”。
罗霞代表这样盘点各大城市出台的诸多对策：
看交通，限号、限行、提高停车收费、发展公交系统、把路面拓到上百米宽，但“蜗牛车”依旧满街爬行。
看城建，疏通沟渠，改造管网，“拉链路”开开合合屡招民怨，一场大雨浇下，还是坐在天桥上“看海”……
“现在是治理与危机赛跑。”她说，“城市治理措施很多，新问题却层出不穷。就像治理黄河，坝筑得越来越高，泥沙却越积越厚，成了‘地上悬河’，万一哪天溃坝，后果不堪设想。”
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说，户籍制度改革、放开异地高考、推进城镇化是未来的方向，可是这会不会进一步加重大城市病？
２６年“长”出一个北京城 三大误区加重“病情”
英国伦敦也曾以“雾都”知名，美国纽约中心地带至今还在堵车，墨西哥城的污染导致了“城市蜃楼”……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名认为，城市病是世界工业化中的通病，只是中国发展迅速，把这个过程缩短了，比较集中地凸显出来。
大城市病归根结底是“大”引起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注意到，截至去年末，北京常住人口达２０６９．３万人，是１９８６年的两倍多，相当于２６年就多出了一个北京城的人口。
２０１１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过半，其中相当部分人生活在大城市。数据显示，３月１日，北京轨道交通全路网客运量首次突破９００万人次大关，再创历史新高，上海地铁日均客流量在一年前也逼近７００万，高峰限流措施频繁。北京市的常住人口中，每３个人中就有１个是外来人口。
全国政协委员、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主任唐子来说，“我国城市３０多年来的快速发展付出了大量环境和社会代价。”与外国相比，中国城市建设的三大误区加重了城市病：
——几十年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各方面政策都向城市倾斜，城乡之间资源严重失衡，城市承载力受到空前挑战。
——按行政级别配置城乡资源的体制，导致地域最广而级别最低的农村难以获得应有的发展资源。
——“摊大饼”式的粗放扩张忽视科学规划，对长期性、功能性考虑不足，防灾能力脆弱。
“我有一次去香港，一个大老板到机场来接，不是开车而是坐地铁来的，因为坐地铁成本最低、效率最高。”全国人大代表郭向东说。
借力新城镇化 大城市病求解良方
“北京必须正视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以破解特大城市服务、管理的难题，要更加重视生态文明建设，这是回避不了的现实课题。”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说。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增强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功能”。欧阳淞代表认为，从我国目前状况看，难以在一个城市内部找到解决大城市病的良方，必须用大视野来审视。
治疗大城市本身的病症，应向科学规划、精细管理寻药方，重要的是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唐子来委员说：“伦敦少有‘门禁社区’，住宅楼盘都尽可能开放式管理，对缓解交通拥堵很有效。”政府要少些限制思维，多些服务举措，开放、精细、疏导的思维方式是城市管理者应当学习的。
对于那些仍然想拥入大城市的人，应通过发展水平较高、公共设施齐全的卫星城来分流。全国人大代表王文忠说，“要加强城市群规模的科学规划和布局。”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就要实现人口的就地转移、就地就业。统筹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加强支撑产业发展，不断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
王名委员说，如果不是人人行动起来，光靠政府、靠制度，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治理大城市病需要全民参与，比如绿色出行、垃圾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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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视点：生活在城市，不算“城里人”？！
据人民网报道,回四川过完年的王德明今天一下火车，就背着行李挤进地铁。“除去童年，我大部分日子都在北京度过。”他说，“但北京不是我的家。等攒够钱，我就回县城买房子，和家人一起生活。”
3月6日，北京在雾霾的笼罩下有些冷，火车站人潮拥挤，全球最大规模的年度人口迁移运动落下帷幕，劳动大军进城返岗了。
这便是独具特色的中国春运。这折射出农村与城市的不平衡，也昭示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城镇化。
“中国城镇化的现状是，大量在城市有工作的农民工，却没有在城市安家。”全国人大代表、民进党中央常委、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说，“2.6亿农民工，以及众多农民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换取了中国经济发展，助推了城市化的发展，却没有享受到城市化成果，他们被城镇化了。”
过去的城镇化之路渐行渐窄，新一轮城镇化当有新路径。2012年12月1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
只能靠近的城市与回不去的农村
1858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提出了城镇化概念。他指出乡村城镇化，而“不要像古代那样，城市乡村化”。150多年之后，中国政府全力推进城镇化进程。
2001年，18岁的品品从辽宁农村考到了大连的一所大学，城市完善的公共设施、文化资源让她欣喜，她甚至憧憬着去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生活。
1978年城镇化率仅为17.92%，城镇人口1.72亿人。2001年公布的“十五”计划纲要中首次提出实施城镇化战略。十年后，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1.27%，这意味着13亿总人口中，城镇居民和农民各占一半。中国城镇化乃至现代化走到了一个历史性拐点。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称：“要避免重物的城镇化而轻人的城镇化，陷入高楼林立而居民幸福感下降、特大城市人口过度膨胀、环境恶化、资源粗放开发的陷阱。”
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然而，那只是未来。品品大学毕业后来北京创业，没有城镇户口，干着外表看似光鲜的公司职员，很多诸如孩子教育之类的市民福利无法享受到。“每天吸着混浊的空气，拿着与房价、物价相比很卑微的工资，在一号线地铁中挤来挤去的日子，令我困惑，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诚然，在京、津、沪、深等机会较多的城市，大批农村、小城镇的人拥入寻找工作，使当地劳动力市场供远大于求，竞相压价导致人力资源回报大幅降低，“蚁族”的生活比比皆是。最终很多人逃离了中心城市，返回家乡工作。
品品说：“我不敢花钱，怕生病，我也攒钱，想买房，但对于从农村到城市打拼的我们来说又是奢侈的。可是，我无法回到农村，我已不会种地了。”
从“二元结构”到“三维转换”
2012年，城镇化率提升到52.57%，城镇人口增至7.12亿人。
然而，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5%。在城乡二元结构下，有多达2亿人虽在城市工作生活，却不是户籍意义上的“城里人”。
辜胜阻代表称之为“半城镇化”现象。新型城镇化面临着农业转移人口从农村到城镇的地域转换、从农业到非农业的职业转换、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换，这是个立体的三维转换。
“很多经济发达的农村发展水平已经达到城镇水平，可以把这些地方升格，让那里的村民成为市民。”铁岭市委书记吴野松说，“吸引一批农村精英回来创业发展，将农村的现代化、县城的工业化程度提升，实现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
蔡继明告诉记者：“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基础，产业发展是城镇化建设的核心。没有造血功能，发挥不了城镇的应有作用，没有就业岗位，农民变成市民也是一座‘鬼城’。”
“城镇化还要因地制宜，基础不适合的地方不能大跃进般地建设，同时要考虑到当地的历史条件，注重环境保护、文化传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宋镇豪说。
宋镇豪举了一个例子，清明上河图显示，古代的某些区域适合发展城市，如在交通便利的河流沿岸，通过贸易和商品市场聚集人气，由此逐渐吸引人口迁移来此聚居，从而形成城市。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在古代，城市是商品生产和交易的中心，在近现代，随着产业的发展，城市还是金融等要素的中心。
城镇化须深化改革
“第一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看到‘自由迁徙’这个词。其实自由迁徙已经是中国大规模城镇化进程中的现实，农民工虽然实现了自由迁徙，但没有享受到公平的待遇，背后是制度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中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乔润令和辜胜阻都表示，推进以人为中心的城镇化必须深化改革，首先应进行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财税制度改革和融资制度改革。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全国农民工超过2.6亿人，其中到本乡镇以外地方打工的农民工超过1.6亿人。
迟福林说，户籍制度改革是大势所趋。尽管一些城市有顾虑，提出承载能力有限，但其实这些农民工已经在这些城市里了，不能无视这一事实。“城市里有稳定工作的农民工逐步实现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后在子女教育、文化休闲、医疗卫生、劳动报酬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均等化。”
今天，记者在代表驻地听到随团记者们聊天，“省里领导犯愁城镇化的建设资金，农业人口变为城市人口涉及面广，哪一项不都要用钱？”
未来3亿农业人口转入城市，带来的资金需求将是若干个4万亿元，有人测算达40万亿元。城镇化投资大周期长，项目大部分是公益性的，社会效益大，经济回报低，资金需求多元化。
全国政协委员、浦发银行行长朱玉辰说，“解决城镇化资金需求需要银行继续担当主导作用，为政府筹措资金担任融资顾问、财务顾问，以解决过度依赖地方债务平台、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的现实难题。但是，这需要政策创新。比如，公益性基础设施融资能不能开展收费权抵押、土地权质押等。”
蔡继明建议，应缩小征地范围，除涉及公共利益，不允许征收集体用地，同时放开集体土地自行入市，“政府只管规划，建设环节由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建设的新城镇蓝图由市场需求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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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继明：“‘大城市病’不是‘大’惹的祸”
新华网北京３月６日电（记者 李代祥）“今天上午我听到一些人谈城镇化，有人说大城市容易产生‘大城市病’，应该瘦身。我认为，‘大城市病’不是‘大’惹的祸，因此不应轻易谈瘦身，否则容易抹杀一些问题，不利于城镇化健康发展。”
在６日下午的天津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一发言，立即吸引了众多代表的目光。
“有人看到大城市‘生了病’，什么人多、车堵、出行难啊，就以为是‘大’造成的。可世界上同样还有很多大城市、特大城市甚至巨型城市没有‘生病’，甚至人口比咱们这些城市还多的城市也没‘生病’。比如美国纽约，比我们不少城市的人口密度都高，日本的东京、大阪等城市人口也很密集，但这些城市出行却很方便，看不到我们常见的‘城市病’。”
“以交通为例，我们的高铁一般发车间隔可以做到５—１０分钟。在日本，高铁发车间隔可以短到３分钟左右，而且全天运行下来的误差也很小。”
坐在他对面的史莲喜代表及时回应道：“看来人家的管理应该是更加高效。”
现场不少代表纷纷点头呼应。
蔡继明点点头继续说：“我们曾经有一个时期，小城镇到处冒，但现在减少到不足２万个了，因为没有大城市依托，活不下去。我认为，小城镇应该围绕大城市来发展，如果再加上自己的特色资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产业，就更有前途。城镇化发展不能只是为当地居民提供好一些的居住环境，让他们解决就业、享受到基本的公共服务并转化为市民，这样的城镇化才能叫真正的城镇化。”
“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城镇化时，提出要充分发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那么，大中小城市就要协同发展，当然不是机械地同步发展，也不是让大城市不发展等着小城市发展，更不应该是让大城市瘦身。我认为，我们的大城市同样需要发展，不能简单进行规模控制，而是要实现功能的合理区划，实现集约化、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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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道”的城市化之路
人民日报讯 城市化带来的问题的确触目惊心。曾经有学者概括，现代城市化的弊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市病”，表现在住房、交通、环境、就业、安全、卫生等方面；二是“城市文化病”，即人们对城市本身的怀疑、失望、厌恶、憎恨甚至敌视等极端心态与行为。
有西方学者提出，现代城市化在根本上是一种西式的“城进农退”城市化。由于以与自然对立和对乡村排斥为理论基础，这种扭曲的城市化注定对自然、对农村、对弱势群体不厚道，难以避免无根性和不可持续性。
上述概括或有偏颇之处，却有助于戳破以大城市为基调的西式城市化的美丽神话, 让我们直面现代城市化问题，寻求对策。大城市病是环境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解决不好，将直接威胁现代化进程和国家生态安全。用大卫·格里芬的话来说，“如果放任生态危机，人类文明将在全球追求无节制的发展中走向终结”。
现代城市化的弊端表明，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城乡共荣的城市化模式十分必要。这种新模式应该是现代城市化的升级版，主张都市与田园交融、工业与农业和睦，发展有机、有根、有情的“审美城市”。
目前一些国家正在展开的社区支持型农业、城市农业以及城镇转型等运动，是新型城市化的重要探索。
社区支持型农业运动近年来在美国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城里年轻人下乡从事农耕，开设小型有机农场。社区支持型农业不仅是城市反哺农村，更是农村哺育城市、农业支持城市，是实现城乡和谐发展的“绿色”通道。社区支持型农业鼓励更多小农户采取有机农耕的方式来善待土地，真正体现了“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的厚道。
一度陷入低迷的城市农业运动再度焕发生命力。人们日益意识到，单纯以经济衡量方法看，城市土地用于农业获益很低，但考虑社会和生态方面的回报，“其价值就会凸现出来”。在减少人类活动对环境的污染，增加绿色植物，缩减粮食生产环节和减少碳排放量等方面，城市农业都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城镇转型运动”是另一种有根化努力。“城镇转型运动”起源于英国托特尼斯郡，倡导可持续生活方式和重建当地生态复原力，因地制宜减少能源消耗，摆脱对石油的依赖。
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掣肘，这种新型城市化路径在西方至今尚未大规模出现。
反观中国，不仅有“天人合一”等优秀文化传统，还有从工业文明提前跨入生态文明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中国的高铁、移动多媒体、新能源等技术,为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共荣提供了重要支撑。这种城乡并茂的城市化如果成功了，不仅会造福中国人民，也将为世界和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
（作者为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王治河）